杨坤的双面维权：告网红侵权却难逃“亵渎红歌”的全民审判
2025年3月，歌手杨坤一纸诉状将模仿他的网红“四川芬达”告上法庭，怒斥其低俗模仿是“网络霸凌”。
短短三个月后，杨坤自己却因8年前魔改红歌《游击队之歌》被编剧于雷痛批“亵渎先烈”，舆论直指其“双标维权”。
一边高举法律武器捍卫个人尊严，一边被曝曾将革命经典改成电子说唱，这场“天道好轮回”的争议，揭开了娱乐至死时代的创作底线之争。
2025年3月10日，网红“四川芬达”在抖音发布视频，晒出北京互联网法院的传票和起诉状。
原告杨坤指控其账号发布的内容侵犯名誉权，要求删除视频、公开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
视频中，“四川芬达”成员李皓戴着墨镜、蓄着胡须，复刻杨坤在《中国好声音》的经典造型，背景板还P上了节目同款LOGO。
这并非偶然的搞笑创作。
自2024年10月起，“四川芬达”持续发布模仿杨坤的系列视频：用沙哑嗓音翻唱《无所谓》《泥巴》，将歌词篡改成“他们向我扔粑粑”；模仿杨坤演唱会“踩烟头”动作时加入“撅屁股”“挂挡”等低俗肢体语言。
账号更以“拉布拉昆”“黄焖鸡米坤”等戏谑称呼引流，三个月涨粉超百万。
杨坤最初尝试通过平台投诉解决。
但侵权视频下架后，“四川芬达”反而发布新内容影射杨坤“小心眼”，甚至用《泥巴》歌词暗示被“打压”。
2025年4月11日，面临诉讼的“四川芬达”发视频道歉，称“无意冒犯”“从小听杨坤的歌长大”，承诺不再模仿。
杨坤却在4月24日发布长文，直言对方“透支信任”：“他们靠侮辱我涨粉百万，转头扮弱者道德绑架！ ”。
法律界迅速卷入论战。
律师张兆田指出，即便未提姓名，若模仿内容具有明确指向性且含丑化性质，即构成侵权。
“四川芬达”使用杨坤姓名谐音“阿坤”、商业活动标志性动作，已触碰《民法典》第1019条肖像权及第1024条名誉权红线。
而中国政法大学冯晓青教授补充：“公众人物需容忍合理调侃，但低俗抹黑不属艺术自由”。
网友态度呈现戏剧性反转。
起初有人嘲讽杨坤“开不起玩笑”，认为模仿是网红生存常态。
但当“扔粑粑”歌词和扭曲动作传播开后，评论区风向突变：“这不叫模仿，是人身攻击！”“支持杨坤，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更令人玩味的是，5月双方突然和解，“四川芬达”签约成为杨坤旗下艺人。
网友哗然：“原来流量厮杀终成资本合谋！”
正当模仿风波渐息，一记“回旋镖”狠狠击中杨坤。
2025年6月15日，编剧于雷在微博痛斥：“杨坤，你对得起死去的先烈吗？”
他翻出2017年《天籁之战》视频：杨坤将抗日经典《游击队之歌》改成电子摇滚版，加入说唱和赛博朋克舞台效果，原曲“我们都是神枪手”的铿锵旋律被肢解成断续嘶吼。
八年前的争议再度引爆。
《游击队之歌》创作于1937年山西抗日前线，作曲家贺绿汀目睹游击队员浴血奋战谱成此曲，歌词“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承载着民族抗争的血性记忆。
杨坤当年辩解改编是为“让年轻人爱上红歌”，但网友对比刀郎用冬不拉演绎《映山红》、周深原调重编《洪湖水浪打浪》的案例，指出杨坤版消解了历史严肃性：“战士视死如归的壮举，被改成夜店蹦迪现场！”
舆论场撕裂成两派。
支持改编者认为艺术需要创新：“摇滚版红歌早就有，何必上纲上线？”
反对者则搬出法律依据：华东政法大学王迁教授强调，“红歌改编需敬畏历史，自由不等于践踏集体记忆”。
更有人翻出杨坤起诉网红时的原话：“文艺创作不能成为网络霸凌的遮羞布！ ”——网友反诘：“你改编红歌时，怎么忘了自己的底线？”
事件发酵三天后，文旅部介入调查。
6月18日公布的处罚书显示：杨坤团队未获《游击队之歌》著作权方授权擅自改编，跨年演出未报备内容，罚款280万元。
贺绿汀之女公开发声：“父亲谱曲时冒着炮火记录战士心声，不是给你们当电子乐素材的！”
两场风波看似独立，却因“创作边界”主题紧密交织。
当“四川芬达”用擦边球模仿牟利时，杨坤用法律划清“娱乐与侮辱”的界限；
当杨坤为流量魔改红色经典时，公众用道德审判撕开“创新与亵渎”的真相。
北京互联网法院的传票和文旅部的罚单同时摆在桌上，这位52岁歌手终于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