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印概说
文/沈乐平
将军印，以官名名之，为武官属类。在中国印章艺术史上，印章之分类方式有多种——以时代区分之，若“秦印”“汉印”；以材质区分之，若“铜印”“玉印”；以制造方式区分之，若“凿印”“铸印”，等等。但仅以某一官名命名，便已代表了某一时期、某一风格之类型者，或唯有“将军印”。
谈及将军印，首先要讲到“将军”制度。“将军”一词，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期，战国时便有“将军”之官名，但直至汉代，才产生细化、规范的将军等级制度，有按所统帅兵种命名的“强弩将军”，亦有以征伐对象命名的“破羌将军”等，还有以行军目的地或表彰功绩等命名的“将军”，其种类达四十余种。至魏晋南北朝，各地战乱不断，政权更迭频繁，为争夺封地，拉拢人心，统治阶级大肆封号，“将军”等武官名号愈发繁复，数量急剧增加。
这一时期将军印于官印中的平均比重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有时甚至超过百分之九十五。此种现象为其他时代所未见。同时，由于多数将军之任命为战事急迫而临时拜任，其印章多以凿刻而成，仓促而作，自然不及精心铸造者工稳细致，但正因如此，其线条兼工带写，章法错落跳荡，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面貌。在特定历史环境下，造就了将军印在篆刻艺术史中的重要地位。
汉印是中国篆刻史上的一座高峰，印章发展至两汉时期，突破界格之限制，形成一种以“方”“齐”“匀”“正”为基本特征的规矩典范，这种端庄大方而又富于变化的“含蓄美”，甚是符合中国传统文人审美格调与追求。宏观上的“汉印”概念，并不仅仅指汉代印章，而是囊括两汉、新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印章风格的统称。将军印作为汉印中的“非主流”，在“缪篆”及两汉印章规矩模范之基础上，打破常规，呈现出一种挺劲率意、不事雕琢的独特面目。
从传世和出土的大量将军印实物来看，将军印始于两汉，早期之将军印风格与其他官印的平整稳重、端庄肃穆并无二致。至三国魏晋时期，官印已有衰败迹象，但将军印在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影响下，反而以极其丰富的风格和随性率意的面貌大放异彩。由凿刻所产生的线条，或苍茫朴拙，或方劲刚毅。因求快捷，转折搭接处多变圆转为方折，甚至冲出或交错，显得肆意不羁。章法布局不拘成法，文字大小错落，一改两汉官印之匀称稳健，形成了疏密相应，虚实相形，正欹相生的风格特征，生动活泼而富有层次。
无论是无意为之还是有意的表现，该时期将军印所展现出的艺术风貌极其强烈，艺术元素极为丰富，以自然率真的方式呈现出一种“写意”趣味。当然，由于大多将军印的制作有“急就”之特性，其中不免存在散漫粗陋、草率随意之作，并且随着文字演变，篆书的地位日渐式微，印章文字亦逐渐出现掺杂隶楷，甚至随意增减笔画、不合“六书”规范之现象。但这种现象却打破了汉印中以缪篆为主体、平稳端严的秩序，赋予了印章更加丰富的变化空间和趣味表达，在艺术性上却是有其积极一面的。
纵览将军印之发展，由大同小异到风格多样，以至后来的拥堵板滞，无论是制作工艺逐渐粗糙，还是字法渐失考究，将军印之发展亦是随着官印之趋势而演变的。但是，将军印所展现出的多样面貌以及呈现出的写意趣味，是与两汉官印完全不同的表现方式。换一种角度去审视它，可以说其并非是汉官印衰败下的产物，亦并非完全打破两汉印章之法度，而是以另一种姿态丰富了汉印之精神与内涵。
这种丰富则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构成的，略述如次：
首先，将军印中写意性的凸显，拓宽了汉印的艺术表现形式。写意者，不求工细而重其精神内涵与情趣表现。由于将军印制作方式和手法之改变，促使了其线条趋于“写意性”方向的发展。将军印之制作工艺有刊凿及翻砂两类，西汉时，以铸造为主，铸造之线条多丰厚精美，印文缪篆具有“篆尚婉而通”之意。自东汉至魏晋南北朝，刊凿法占据了主要地位。刊凿之法有“单刀”“双刀”之别，所呈现出的线条意藴也不尽相同。尤其是“急就”之印，常以“单刀”为之，不事雕琢，恣意不羁。
同时，由于刊凿之爽利迅疾，线条多为直线，转折处常以方折为主，这种不拘小节的率性反而凸显了印章爽朗肆意之气势，是在“有意”与“无意”间的产物。虽然不可避免有粗鄙之笔，但其“写意”的表达，不同于两汉官印之“尽善尽美”的面貌，而是形成以“气势”取胜的新的审美范式。其次，将军印以其丰富、夸张、恣肆的表现，形成外向式的审美意趣。
众所周知，“印宗秦汉”已为后世印人之共识，且汉印以其规矩之典范，成为初学篆刻者之不二法门。但平整规矩尚不足以体现汉印之全部，其丰富构成才是核心所在。将军印则展现出了汉印体系更加丰富的形式构成元素。大小、错位、腾挪、欹侧、粘连甚至冲突等等手法的运用，使印面空间也呈现出了不同于两汉“标准品”印章的空灵感与丰富感。
这种强化视觉对比的方式也进一步拓宽了汉印内涵之广度。再次，将军印之风格，可谓是游“有法”与“无法”之间，如果说，汉印平整规矩之范式与书法中唐楷之法度相类，那么，将军印打破“十字界格”之限制，突破“方”“齐”“匀”“正”之藩篱，通过印文间及空间之关系，将其气息紧密团结——这种既未脱离法度，又似游离于法度之外的方式，使将军印成为了“汉印风格系统”中极其重要且独特的一个分支。
将军印于魏晋时期达到巅峰，但其所展现出的面貌并非成熟、固定，不能一以概之。从宏观上看待将军印，其代表性风格是出现于汉官印之没落期的，但其突破常规的审美范式又为后世文人印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养分。也正是这种率性、随意甚至是不成熟的艺术表达，为后世印人于篆刻艺术之探索中产生了激发潜能、拓展边界的艺术空间——从这个角度而言，可以说将军印是以承上启下之意义立于印史之中的。
朱简于《印经》载：“印昉于商、周、秦，盛于汉，滥于六朝，而沦于唐、宋。然而代有作者，其人莫传。入元则有吾竹房、赵松雪辈，描篆作印，始开元人门户。”元赵孟頫、吾丘衍等印人一挽印章发展之颓势，掀起一场复古运动，确立了“印宗秦汉”之理念。及至明文彭、何震为代表，开启了流派印之先河，他们以化古开今之面目，力矫印章发展之弊俗。于汉印之探索学习而言，虽各具面貌，但多以两汉印章中的工稳一路为依托，魏晋南北朝之将军印并未进入其取法范畴，甚至不屑于此类“急就”印章的风格。这种现象持续至清季，平稳和谐的汉铸印风格已不能满足印人推陈出新之创新需求，魏晋南北朝将军印中所呈现出的多元性和写意性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印人所关注。譬如，赵之谦刻有“丁文蔚”一印，以单刀直入之法，尽现急就章酣畅淋漓之意，也开启了近代印人齐白石之猛利激越之印风。故自清代中期至今，取法魏晋南北朝将军印者不胜枚举。将军印所呈现出的多元化形式和写意式审美意趣，就创作风格的阈值而言，某种程度上还有着很多可以探索的可能。故而，将军印一系，也必然以更加包容、宽泛、自由之态势影响着现在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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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陈丽玲
主编 | 廖伟夫返回搜狐，查看更多